大型科技公司與極右翼的邪惡聯盟如何威脅世界
◆ Joe Gill ◆ 在2011年的起義中,從開羅的解放廣場到紐約的佔領運動,新型社群媒體讓起義運動得以動員民眾,圍繞變革訴求團結起來,人們感覺社群媒體可以用來解放。
但到了2016年,東西方的統治菁英們已經重新掌控了這項技術,並找到了影響數百萬選民的方法。唐納德.川普的競選活動、英國脫歐公投以及後來鮑里斯.約翰遜在2019年「完成脫歐」的競選活動中都體現了這一點。
只要右翼政黨能利用對移民的恐懼、在同性戀或跨性別權利等議題上煽動分裂,以及散播徹頭徹尾的假訊息來吸引工人階級選民,左翼就可能被擊敗。這種模式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於歐美被不斷打磨和完善——先是羅納德.雷根和瑪格麗特.柴契爾,然後是Instagram時代的民粹主義右翼。
極右翼民粹主義是科技寡頭透過追求「末世法西斯主義」來保住權力和財富的最佳機會,正如克萊恩在其最新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樣,種族滅絕、生態滅絕和福音派末世論都是該計畫的一部分。




【戰爭周年專題】將世界從殖民機構中解放出來
◆ Alain Alameddine ◆ 拉爾夫.王爾德是國際公法領域的學者和專家。他認為,國際法根本不是解放的工具,實際上則是「主人的工具」。專門從事憲法事務的律師(Emilio Dabed)解釋說,國際秩序遠非不完美,實際上正在「完全按照預期」運作,不是為了結束戰爭,而是為了確保戰爭服務於帝國和殖民地的利益。事實上,對這些機構的起源、設計和法律的考察揭示了它們的殖民目的並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當歐洲人數百年來對世界各地的土地和人民進行殖民和奴役時,國際法庭從未被提議過。它們只是在殖民列強攻擊其他殖民列強時才被提出的。他們的真正目的是保護殖民者免受彼此侵害,而不是保護世界免受殖民者侵害。他們的裁決取決於殖民列強之間對抗和談判的結果。它們不會透過對殖民國家施加任何影響來影響變革,而是反映了它們之間現有的權力平衡。
因此,建立民主力量來打破我們祖國(無論是在北半球還是南半球)的殖民權力關係,似乎是將人類從殖民體制中解放出來的第一步。殖民主義是一種全球現象,因此與之抗爭也必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