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由民主」的神話 

文／Melvin A. Goodman

　　「無論美國外交政策被多少人諷刺為過於理想化，美國在言辭上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承諾以及對世界各地民主的支持，為其持續參與國際事務提供了原則基礎。這使得美國關注那些實際上容易受到美國影響的海外濫用權力行為。它也促進了智利、菲律賓和韓國等地的民主轉型。」——法蘭西斯．福山，《華盛頓郵報》，2026年9月13日，〈寫實主義如何深刻地誤解了世界〉。 

　　關於美國例外論，最大的謬論莫過於認為只有美國始終將「自由民主」的推廣視為其國家認同的一部分。事實上，美國祇有在其軍事計畫受到損害或阻礙時，才會向全世界承諾「自由民主」。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在一戰期間發起的「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便是例證。1917年，威爾遜向國會請求對德宣戰時，他曾發表過一句名言：「世界必須對民主而言是安全的。」 

　　威爾森明白，美國人民對捲入更大規模地緣政治鬥爭的衝突並不感興趣，而是團結在一場旨在永久消除軍國主義、建立持久全球和平的道德運動周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試圖讓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面臨同樣的挑戰，當時美國民眾並不情願參戰。 

　　喬治．W．布希總統入侵伊拉克是自由民主神話的最佳例證：他利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來為使用武力辯護，當沒有發現核武器時，他卻大肆宣揚美國軍隊駐紮在那裡是為了建立自由民主，將其作為不僅對伊拉克，而且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典範。 

　　唐納德．J．川普在對伊朗動用武力時也採用了同樣的套路：他聲稱我們是為了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但隨後卻以自由民主為藉口，發動了一場非法且不道德的戰爭。委內瑞拉的例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川普大談民主改革和政權更迭，但他真正的目的是攫取該國的石油和黃金。 

　　福山最荒謬的假設是，美國從來就不是「只是為了最大化自身實力」。如果真是如此，那麼二戰後美國為何要在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遍布750多個軍事基地和設施的龐大網絡？為何美國要在那些真正致力於民主化的國家，例如1950年代的伊朗和剛果，以及70年代的智利，進行政權更迭和暗殺？為何美國要散播假訊息，為2003年對伊拉克或2026年對伊朗動用武力找藉口？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福山對「自由民主」的神話並不陌生。1992年，他寫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書中論證冷戰的結束標誌著西方自由民主的勝利，也是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福山認為，共產主義和蘇聯的解體標誌著「自由民主」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且最佳形式」。他總結道：「沒有任何更優越的意識形態體系能夠挑戰自由民主作為社會理想模式的地位。」 

　　關於美國例外論和自由民主的種種迷思，阻礙了美國就國家安全目標展開真正的辯論。美國精心炮製的虛假恐慌，只是為了在不利於美國地緣政治或國際利益的情況下動用武力爭取支持。此外，為了增加國防開支，我們在冷戰期間誇大了蘇聯的威脅，而現在我們又在誇大中國的威脅。 

　　虛假的威脅評估會導致人們對威脅的本質產生誤解，並導致人們認為需要採取代價高昂的「遏制」政策，以及影響現有的全球軍事態勢。氣候變遷、能源問題和環境威脅確實存在諸多風險，但應對這些風險需要外交和多國磋商，而非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