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勒斯坦到明尼亞波利斯，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和以色列都使用同樣的暴力手段

蕾妮．古德和許多巴勒斯坦人一樣，死於專制勢力認定她不配活在這個世上，也因為整個法律和政治體系的存在是為了確保這些罪犯永遠不會因謀殺而受到實質性的懲罰

文／Ahmad Ibsais

　　1月7日，在明尼阿波利斯，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特工隔著車窗向蕾妮．古德連開三槍，當時她似乎正試圖駕車逃離。隨後，他們阻止救護車長達15分鐘，任由古德和她的伴侶在駕駛座上流血而死。幾個小時後，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就稱古德——這位剛剛被聯邦特工光天化日之下槍殺的女子——為「國內恐怖分子」，並聲稱該特工是出於自衛，因為古德試圖開車撞他。 

　　如果這聽起來似曾相識，那是因為以色列每次殺害巴勒斯坦人時都會使用同樣的伎倆。例如，就在幾週前的12月6日，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南部希伯崙，以色列士兵命令17歲的艾哈邁德．拉賈比停車。他停了車，但以色列士兵還是開槍打死了他。他們阻止急救人員接近拉賈比，並向他們開槍。像拉賈比這樣的人還有無數。 

　　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和以色列軍隊使用同樣的策略，因為它們都源自於同一套國家暴力和白人至上主義體系——同樣的種族控制機制，這套機制在巴勒斯坦得到完善，並透過蓄意的政策和企業利潤被引入美國城市。正如努拉．埃拉卡特所寫，「帝國主義的迴旋鏢已經飛了回來」。 

　　把受害者稱為「恐怖分子」，就是讓死者為自己的死亡負責。以色列幾十年來一直試圖把每個在檢查站被殺的巴勒斯坦人都說成是「試圖衝撞士兵」，把每個穿著記者背心被槍殺的記者都說成是「與武裝分子勾結」，把每個被殺的孩子都說成是某種迫在眉睫的威脅，需要動用致命武力。否則，你又如何能為把加薩變成墓地辯解呢？ 

　　這就是佔領在任何地方的典型面貌，在所有武裝人員肆意妄為、剝奪民眾真正法律保護和政治權力的環境中，佔領都呈現出這種面貌。除了湧入街頭的準軍事部隊之外，同樣的數位化佔領系統也正在向這裡蔓延。 

　　Palantir公司經營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案件管理系統，該系統追蹤和監控移民，以便快速遣返。該公司也為以色列軍方空襲提供基於人工智慧的目標定位平台，利用包括巴勒斯坦裔美國人與其在加薩親屬之間的私人通信在內的數據，來決定擊斃哪些巴勒斯坦人。像Elbit和Paragon這樣的以色列公司直接向ICE和國土安全部提供雷達、監控和間諜軟體。反誹謗聯盟贊助執法交流項目，讓美國警察前往以色列學習檢查站管理、人群鎮壓以及如何將整個人群視為安全威脅的「最佳實踐」。 

　　那些崇拜戰爭偶像的人所享有的免責權也如出一轍。美國的「有限豁免權」與以色列士兵殺害巴勒斯坦人時享有的免責權運作方式完全相同，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法律循環，從根本上杜絕了追究責任的可能性。這項原則確保每一次新的殺戮都無法開創先例，因為根本沒有先例可循。 

　　以色列士兵經常殺害巴勒斯坦人，隨後展開虛假調查，數月或數年後悄悄結案，幾乎從未提起訴訟。還記得希琳阿布阿克萊嗎？ 

　　但蕾妮並非第一個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殺害的人。光是2025年，就有至少30人在ICE的羈押下死亡，使其成為2004年以來ICE被拘留者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我們之所以知道蕾妮，是因為她的謀殺案廣為人知，但ICE在2025年卻讓許多棕色皮膚的人消失，他們的名字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制度的根源遠不止於川普政府，儘管許多民主黨人會爭相宣稱這一點。歐巴馬在ICE成立之初就將其納入麾下，正是歐巴馬及其所在的民主黨開啟了ICE發展成為如今這支軍事力量的道路。ICE的存在是為了透過拘留、驅逐和殺戮來恐嚇移民社區，使任何被排除在不斷收窄的「應受保護者」範圍之外的人，生存都成為一種特權。ICE四年預算高達1700億美元，使其成為全球第十三大軍事力量。 

　　Renee Good和Ahmad Rajabi的存在是因為準軍事獨裁勢力認為他們不配活在這個世上，整個法律和政治結構的存在就是為了確保這些特工永遠不會因謀殺而面臨實質性的後果。 

　　只有當我們自己去改變宇宙的道德弧線時，它才會朝著正義的方向彎曲。因此，我們必須反抗。反抗意味著拒絕接受這一切是正常、不可避免的，或是事物運作的必然規律。這意味著抗議，要求根據明尼蘇達州法律起訴殺害蕾妮．古德的執法人員。這意味著組織起來，削減並最終徹底廢除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因為一個擁有1700億美元預算、卻恐嚇民眾的機構，不可能被改造成一個有人性的機構。 

　　這意味著要明白，巴勒斯坦的解放其實與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正如巴勒斯坦人民向世界證明的那樣，我們必須將自由掌握在自己手中。從明尼阿波利斯到巴勒斯坦，必須徹底、完全地消除佔領，否則它將繼續殺戮，不斷擴張，直到我們所有人都無法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