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和平：從突尼斯到加薩

文／Ashraf W. Nubani

　　25歲的美國空軍現役軍人亞倫布希內爾週日在華盛頓特區的以色列大使館前自焚身亡，以抗議加薩屠殺。不幸的是，這項行為之所以值得注意，並不是因為由此導致的自殺，而是因為背後的潛在動機。這種潛在的動機——以及他的遺言「自由巴勒斯坦」——最初在美國媒體對這一悲慘事件的報導中被忽略，直到社交媒體促使主流報道出現。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美國企業界和我們的政客根本不關心我們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在軍隊服役的年輕人。這種極端形式的抗議奪走了一名軍人的生命，不是在國外的戰鬥中，而是在國內，無視美國的外交政策。 

　　對於那些自稱真正關心我們武裝部隊男女軍人的政客，請回答這個問題：自1980年美國開始記錄軍人自殺事件以來，有多少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估計這個數字是六位數。這是越戰中死亡人數五萬八千人的兩倍。美國的敵人不必透過戰爭來殺死美國士兵。當我們以虛假藉口派遣我們的男孩和女孩去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時，我們就是在自欺欺人。他們帶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道德困境和許多其他問題回來，這些問題阻礙了他們成功地重新融入社會。在塔利班屍體上撒尿並不會讓美國變得偉大。 

　　貧富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阿片類藥物氾濫、34萬億美元的國債、大規模槍擊事件、美國社會日益擴大的分歧正在變成戰線，如果事情還不夠糟糕的話，我們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正在因失敗的外交政策而自殺，這種政策正在使世界對我們兩極化。亞倫並不是第一個因加薩大屠殺而自焚的人。去年12月，一名婦女在亞特蘭大以色列領事館前做了類似的事。 

　　距離2011年3月引發「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商販塔里克．布瓦吉吉自焚已經過去了近13年。他受到騷擾和羞辱，他的商品還被市政官員沒收。許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生活在壓迫人民的腐敗獨裁政權之下。這些對財富、自由和民主的違背承諾正在剝奪美國人的尊嚴。 

　　在參與社群媒體上記錄的這種極端抗議行為之前，亞倫說：「我將不再參與種族滅絕。我即將採取極端的抗議行動，但與巴勒斯坦人民在殖民者手中所經歷的情況相比，這根本就不極端。我們的統治階級決定這將是正常的。」事實上，AIPAC收買的政客們已經決定，即使在國內，死亡和破壞也成為新常態。 

　　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出於絕望。如果美國年輕人願意為追求自由和正義而犧牲，我們的政治家就該小心了。然而，喬．拜登政府和國會繼續為以色列的暴行開綠燈，因為以色列未能實現任何既定目標，例如摧毀哈馬斯、遣返俘虜或為以色列人帶來安全。 

　　全世界都擔心更廣泛的地區衝突。以色列的情況越糟糕，它就越希望美國代表其進行軍事介入。以色列正在被淹沒，它毫不費力地把我們拖垮。美國無法承受更多的戰爭，尤其是在中東。 

　　我們當選的官員經常聽到他們的選民說：「要死多少巴勒斯坦人才能要求停火？」現在的問題是，「要死多少美國人才能呼籲停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