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man Karl-Thomas Habtom ◆ 在本月初的歐盟高峰會上，瑞典移民部長透露，歐洲各國政府「強烈支持」將適齡服兵役的烏克蘭男子排除在歐盟為烏克蘭難民提供的臨時保護計畫之外。
儘管在2022年初曾受到熱烈歡迎，但歐洲公眾和政府對烏克蘭難民的態度已開始轉變。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94%的波蘭受訪者支持接收逃離衝突的烏克蘭人，但此後這一比例驟降至48%，反對者則高達46%。在德國，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支持取消向烏克蘭人發放失業救濟金，62%的受訪者支持將達到服兵役年齡的烏克蘭男性遣返回國。捷克共和國雖然大體上支持烏克蘭，但現在有47%的捷克人認為該國接收的烏克蘭難民數量已超出其承受能力，只有23%的人贊成允許他們永久定居。
◆ Lina Ghassan Abu Zayed ◆ 在加薩，我們習慣了在爆炸聲中醒來，數著日子盼著下一頓飯，在恐懼與希望之間不斷徘徊。我們曾以為自己的痛苦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直到我們看到蘇丹也在同樣的寂靜中燃燒。在那裡，如同在這裡一樣，人們死於飢餓和廢墟之下，卻不見攝影機和鏡頭，彷彿全球南方地區的苦難不應該被北方聽到。
光是上週二一天，據報導就有約460人在法希爾市被準軍事部隊殺害。據估計，加薩的流離失所率高達90%；在蘇丹，超過1,400萬人流離失所。房屋被摧毀，清潔用水嚴重短缺，食物依然極度匱乏，傷者像我們在地中海沿岸的小城裡看到的那樣，散落在地上得不到任何醫療救助。
◆ Sally Ibrahim ◆ 達拉爾（Dalal）、奈瑪（Naima）和阿米娜．納薩爾（Amina Nassar）三姐妹自1948年至今經歷了被迫流亡、毀滅和死亡的可怕旅程，這表明數十年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災難是多麼漫長。
「每個人都在努力生存（……）在逃亡期間，沒有人攜帶武器。我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和無助的老人，」達拉爾說。
「每次我們倖存下來，我們都堅持證明我們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戰爭結束和以色列佔領加薩後，我們被迫在我們的城市裡作為移民生活。儘管如此，我們內心的痛苦仍然是巨大的，我們失去了許多親人和土地，眼睜睜地看著以色列人佔領我們的土地並建立定居點。」奈瑪說。
為了拯救自己和家人，阿米娜設法只讓三個孩子逃到埃及，希望他們能幫忙帶上家裡的其他人，尤其是阿米娜的孫子。「我們無法將他們從流放和出走的生活中拯救出來，但至少我們可以嘗試將他們全部從死亡中拯救出來，」她補充道。
◆ Emad Moussa ◆ 1948年，我的祖母還是一名年輕的巴勒斯坦婦女，她被逐出村莊，最後成為加薩的難民。75年後，格弗雷再次流離失所，前往拉法，然後搬到努塞拉特，距離她在加薩城的家只有幾公里。
1948年初，薩瓦菲爾在巴拉克行動中遭到種族清洗，這是哈加納領導的進攻，也是本古里安的達萊計劃（猶太復國主義征服整個巴勒斯坦的總體計劃）的一部分。
在祖母的記憶中，身為村民的艱辛無關緊要，引起共鳴的是薩瓦菲爾的橄欖樹、富饒的柑橘園，以及「讓這裡變成天堂的團結社區」。
「一段和平存在的時期，直到歐洲猶太人到來」，她嘆息著說。
「我們沒有槍來保衛自己。而英國人扔了武器給猶太民兵，在他們離開巴勒斯坦之前確保了這一點。」
我從我的祖父、家人的另一邊以及我們難民營裡的每一代人那裡聽到了這句話。這不僅是失落感，還有背叛感。
◆ Mohammed Haddad ◆ 1948 災難日Nakba後，巴勒斯坦人民究竟經歷了多少被剝奪的土地與家園的苦難。在去年2022年災難日74周年之際，Al Jazeera（半島電視台）做出了一份簡單的總整理。
◆ 兆征 ◆ 如果和平只是一種被視為追求「和諧的秩序」的話，正義往往會被犧牲。就如同大部分人認為巴勒斯坦的人民抗暴是破壞和平的行為一樣，難道我們應該要求被以色列長期壓迫、剝奪，與侮蔑的巴勒斯坦人民捨棄生命財產、犧牲民族自尊，來滿足這種不公平、不正義的和平嗎？假使我們仍然堅持這種帶有「潔癖」的和平的話，我們是否應該同時反對政府一切以國家安全為由的作法﹙包括兩岸人民條例的修惡、反恐法案，以及永無止境的軍購﹚；我想，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所謂的恐怖分子……是否仍然會走上這樣的路？……在無法以政治解決的情況下，被壓迫的群眾採取激進手段……是可以被理解的，至少，它沒有比偽善者創造出來的「和平」更邪惡！
◆ 兆征 ◆ 對於「巴以衝突」這個議題，是近半年以來出現頻率最高的國際消息。但在台灣社會所引起的關注，卻遠低於一般的國內新聞。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是一種媒體生態的再驗證？抑或是對911事件以來，我們對於被汙名化的阿拉伯國家的持續漠視？對於生活在台灣的大多數民眾而言，中東問題所代表的，僅只是一種「遙遠的恐怖主義」嗎？在布希祭出的反恐大纛下，就其所謂「邪惡軸心」國家進行一連串武力幹預計劃的同時，阿拉伯世界有關政治、經濟、種族、宗教、領土等問題，已經關係到新一輪我全球權力平衡，以及西方霸權對第三世界進行帝國主義侵略等課題。
◆ 美聯社 ◆ 記者採訪了 9 歲的 Olga Khinkina 和她 10 歲的弟弟 Andrei，他們在父親去世後從 Torskoye 村逃到頓涅茨克地區的利沃夫。「爸爸在早上 7 點被殺，」安德烈告訴記者。
「我們堅定不移地決心有一天回來」：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像他們的災難祖先一樣掌握著加薩家園的鑰匙
◆ Rodayna Raydan ◆ 緊握家門鑰匙的重大舉動有力證明了加薩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殘酷戰爭中的堅韌不拔。
在整個巴勒斯坦文化、藝術和行動主義中，回歸之匙被突出地視為抵抗的象徵，並提醒人們不斷追求正義與和平。這也證明了與祖國的持久聯繫，無論地理距離或政治環境如何。
密西根州立大學專門從事和平與衝突研究的巴勒斯坦人類學家希沙姆．艾哈邁德（Hisham Ahmed）博士告訴《The New Arab》：「這些代代相傳的鑰匙不僅代表著物質財產，也代表著流離失所家庭的珍貴記憶、身份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