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衝突：絕望如何驅使人們採取暴力，即使這會危及他們的生命

文／Nina Gren

　　20年來，我一直在研究被佔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對絕望和沮喪的描述，有時甚至是放棄和絕望，一直是永恆的主題。 

　　正如《對話》（The Conversation）最近的其他文章所強調的那樣，西岸和加薩地帶的局勢嚴峻，造成了巨大的絕望。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阿里（化名）說，他是約旦河西岸難民營的一名新婚男子，我在2023 年最近一次實地考察期間與他進行了交談。 

　　阿里告訴我，他的祖父母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失去了土地和所有財產，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家園。他在營地長大，現在住在父母屋頂上的一間公寓裡。 

　　營地人滿為患，人滿為患。夏天常缺水，冬天常缺電。我聽說以色列軍隊襲擊營地尋找武裝分子、逮捕或槍殺人員，並在營地中看到墳墓。西方媒體經常報導此類事件。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我觀察到阿里的營地周圍都是檢查站和不斷擴大的以色列定居點。由於阿里持有巴勒斯坦身分證，如果沒有獲得工作許可證，他就無法在以色列工作，而工作許可證很難取得。這意味著他的選擇是在當地找工作，如果能找到工作，就接受低薪。 

　　自2006年以來巴勒斯坦就沒有舉行過全國選舉，因此當時還太年輕的阿里從未投票。 

　　我的研究表明，生活在威脅之下的人們並非缺乏對不同明天的野心。相反，壓倒性的放棄可能會帶來希望，而對於局外人來說，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幻想？ 

　　但是，用社會人類學家邁克爾傑克遜的話來說：「當任何社會『……』不提供希望，不提供關懷，並積極阻止某些人參與其中時，這些人就會從中撤回投資和興趣，並到別處尋求幻覺。」 

　　「幻覺（illusio）」的概念是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創造的，它指的是對遊戲有興趣或利害關係。對布迪厄來說，錯覺透過引導人們投資於一款遊戲和即將發生的事情，賦予存在意義（意義和方向）。人們不只是理性的參與者，更多時候是「激情的參與者」。 

　　Illusio與有限甚至受監管的不確定性有關。演員需要有獲勝的機會，這既不是零也不是完全的。我早期在約旦河西岸難民營的研究發現，有些活動與未來的投資和希望有關，例如閱讀古蘭經經文作為對巴勒斯坦未來勝利的預測，或者想像返回原籍村莊，這在政治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錯覺也可能表現為參與暴力行為。人們可能會談到一種暴力幻覺，這意味著用自己或他人的生命進行賭博，以尋求尊嚴和自尊等象徵性資本。 

　　例如，社會人類學家加桑．哈格（Ghassan Hage）將巴勒斯坦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視為透過自我毀滅而積累了他們在生活中無法獲得的個人地位、認可和榮譽的人。幻覺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一些巴勒斯坦人應對絕望局勢的多種方式。 

　　當人們拿自己或他人的生命進行賭博時，他們會依賴暴力的幻覺，希望透過暴力行為來改變，即使獲勝的機會微乎其微。不僅哈馬斯的軍事組織卡薩姆旅可能參與此類賭博，其他巴勒斯坦人也可能冒著生命危險向以色列士兵投擲石塊和燃燒彈，或向以色列檢查站或定居者的汽車開槍。 

絕望讓位給冒險 

　　如果我們想理解他們的行為而不是原諒他們，我們還需要認真對待加薩生活的絕望讓位給冒險，人們可能希望透過鬥爭來重新獲得自尊，即使他們有獲勝的機會很小。 

　　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下，除了對被殺或無法養活自己的孩子的具體恐懼之外，卡薩姆旅在10月7日發動的火箭襲擊和軍事入侵導致數百名以色列人死亡，考慮到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失衡。 

　　巴勒斯坦人現在知道，對以色列發動軍事攻擊意味著加薩將遭到轟炸作為報復。那麼，既然一切都不會變得更好，反而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為什麼還要訴諸暴力呢？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 

　　以色列建國和巴勒斯坦被剝奪的75年來，許多巴勒斯坦人嘗試了不同的非暴力方式來改變自己的困境。他們已經發展了一個豐富的公民社會。他們參與了公民不服從活動。 

　　和平抗議的嘗試，例如2018年加薩回歸大遊行，或透過外交和國際法律體系改善巴勒斯坦局勢的嘗試都失敗了。 

　　但在完全絕望的時刻，當似乎沒有希望時，有些人會轉向其他選擇，其中可能包括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