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取政治：從盟友幻象到金融資產 

文／鄭本然

一份來自歐洲的警示 

　　近期，由學者貝托迪（Moreno Bertoldi）與布提（Marco Buti）在評論平台《評論彙編》（Project Syndicate）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已成榨取式超級大國〉（The US Is Now an Extractive Superpower）的評論文章，為全球思想界提出了一個深刻的警示。 

　　文章做出了一個判斷：那個曾經自詡為全球秩序保護傘的超級大國，如今正蛻變為一個毫不掩飾的「榨取式超級大國」。其戰略核心已然有了驚人的根本轉變——不再致力於維護那個由其主導建構、以確保其霸權利益的全球秩序，而是轉向直接從這個日漸失序的體系中，無情地榨取其剩餘的戰略價值與經濟利益。 

　　對台灣而言，這不僅是一則國際新聞，更是一記必須正視的警鐘，它清晰地照出了我們在「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神話下的真實處境與未來風險。 

從守護者到榨取者：帝國邏輯的根本轉向 

　　此一論點，建立在一個清晰的對比之上：在冷戰後的數十年，美國的全球角色奠基於「秩序守護者」的形象，透過國際援助、貿易協定與軍事同盟，塑造了一套看似互惠的制度。然而，榨取式邏輯顛覆了這一切。 

　　川普政府的政策轉向，毫不掩飾地體現在其行動清單上。這首先展現在對待「援助」的態度上。過去長期被視為推銷美式價值、擴展軟實力重要工具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川普眼中，其建立長期依賴、進行隱性地緣政治投資的迂迴戰略，遠不如短期、直接的利益交換來得實際。關閉USAID，撕下了帝國主義溫情脈脈的面紗，宣告過去那種以援助換取影響力的傳統模式，已被更赤裸、更高效的榨取邏輯所取代。 

　　其次是將氣候政治武器化，不僅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更將能源出口與政治條件掛鉤，脅迫盟友以高於市場的價格購買美國能源，將治理成本外部化。此外，在經貿談判上，則是徹底擁抱零和遊戲，對數十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稅，將貿易視為只有贏家（美國）與輸家（其他所有人）的鬥爭，其目標不是互惠，而是迫使對手接受「可協商的投降條件」。 

　　經濟學家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Robinson）對「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經典定義——「將社會一部分人的財富轉移給另一部分」——在今天被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擴及了全世界。 

鏡像的警示：台灣的新殖民地困境 

　　歐洲與烏克蘭的處境，為台灣提供了兩個層次的警示，但我們的根本困境遠比它們深刻。 

　　歐洲的鏡像，是「保護」的明碼標價。美國對北約（NATO）的軍費要求，讓歐洲各國的執政當局感受到被剝削的寒意。然而，這面鏡子反射到台灣，場景卻更為嚴峻。在「強化自我防衛」的大旗下，我們不斷攀升的國防預算與對美軍購，不僅僅是在繳納一筆被制度化的「保護費」，它更是在深化我們在帝國秩序下的「新殖民地處境」。 

　　烏克蘭的悲劇，則是「合作」的殘酷真相。榨取邏輯的另一層體現，是將援助與資源直接掛鉤。但對台灣而言，這種掏空不僅來自外部，更依賴於內部的協力者。正是與帝國利益高度一致的「附庸型政商菁英」，為了自身在國際產業鏈中的代理人地位與政治安全，而積極促成了台積電赴美設廠等一系列「戰略性掏空」。他們是帝國榨取的在地合夥人，將台灣基層大眾數十年積累的技術成果拱手獻祭，而其代價，最終將由全體受薪階級承擔。 

一場徹底的歷史清算 

　　這份來自歐洲的分析，最終迫使我們面對一個比歐洲自身更為清醒而艱難的現實：歐洲如今才驚覺盟友關係的變質，但對台灣而言，我們的處境在歷史與現實中都更為糟糕，因為我們從未真正擁有過平等的盟友地位。在華盛頓的全球戰略棋盤上，台灣的角色從來不是「盟友」，而始終是帝國用以圍堵中國的棋子。而今的轉變是，這枚棋子的功用，正從一個用以維繫長期戰略佈局的「前線基地」，不可逆地滑向一個可供隨時變現、榨取短期利益的「金融資產」。 

　　這一現實的根源，不僅在於外部帝國的壓迫，更在於內部與之共生的附庸型政商菁英。這個菁英階層的存續，完全依賴其作為帝國資本代理人的地位，並以「民主自由」的話術，將這種附庸關係包裝為捍衛本土價值的神聖同盟，任何真正威脅帝國利益的自主性，都必然會遭到他們從內部扼殺。 

　　因此，一場徹底的歷史清算，必然包含著內外兩個層面的鬥爭。對外，是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對內，則是與這個附庸菁英階層的鬥爭。而這兩場鬥爭，在本質上是無法分割的，它們必須在同一個歷史進程中完成。台灣的根本出路，在於重新連結那被外力切斷的、與自身民族主體之間的深刻聯繫。唯有重新匯入這個更宏大的歷史生命體，我們才能獲得徹底擺脫新殖民結構的強大力量，才能讓這個依附於外部勢力的權力集團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從而開啟島嶼內部真正的、屬於基層大眾的深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