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鐵鏽帶到台灣：看懂美國的內部矛盾是避免台海衝突的第一課

文／黎原

　　在當前高度緊張的國際局勢下，美國的對外政策究竟是理性計算還是絕望掙扎？其內部社會又面臨何種難以癒合的深層危機？近期，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f）的一段訪談，在左翼獨立媒體《民主NOW!》（Democracy Now!）上，猶如投下一枚深水炸彈，不僅創下數百萬觀看次數，更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對美國真相的廣泛共鳴。 

　　沃爾夫的分析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毫不留情地劃開了美國主流社會精心編織數十年的「繁榮、民主、自由」敘事。在這層華麗的表皮之下，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內部矛盾激化、外部霸權旁落的垂死帝國，為了延續其日漸消逝的統治地位，所進行的一系列愈發瘋狂與危險的絕望掙扎。他的觀點，不僅為理解美國當前政治亂象與階級矛盾提供了關鍵鑰匙，更為身處帝國圍堵前沿、深受其印太戰略影響的台灣，提供了一個從根本上反思自身命運與未來抉擇的寶貴契機。 

一、經濟學的世紀騙局？揭開被模型掩蓋的權力真相 

　　長期以來，主流新古典經濟學被小心翼翼地包裝成一門客觀、中立、甚至如同物理學般的「硬科學」。大學的經濟學系裡，充斥著複雜的數學模型、令人眼花撩亂的圖表與佶屈聱牙的術語。然而沃爾夫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門「顯學」在現實中的主要功能，與某些律師將簡單法律糾紛複雜化以從中牟利如出一轍，其核心目的往往在於「混淆視聽」（obfuscation），進而掩蓋真實世界中赤裸裸的權力關係。 

　　對絕大多數的受薪階級而言，最真實、最深刻的經濟體驗，莫過於日復一日的職場生活。沃爾夫提醒我們一個無比簡單卻被刻意忽略的事實：在任何一家資本主義企業裡，你的雇主都擁有單方面解雇你的權力，而你，作為員工，絕對沒有對等的權力去解雇你的老闆。這種根本性的權力不對等（fundamental power inequality），決定了你在工作中的絕對從屬地位。你的勞動時間、勞動內容、勞動成果的分配，全由一個你無權選舉、更無權罷免的權力核心——董事會與高階主管所決定。 

　　然而，翻開任何一本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從薩繆爾森到曼昆，「權力」這個核心概念幾乎完全缺席。取而代之的，是諸如「人力資本」、「生產要素貢獻」、「市場均衡」等一系列看似中立的詞彙。雇傭關係被美化為一種基於自願契約的「和諧夥伴關係」，彷彿勞資雙方是平等的市場參與者，共同為創造價值而努力。這種論述的最終目的，是將一種本質上極不民主、近乎封建獨裁的生產模式，描繪成自然、高效且不可避免的唯一選擇，從而讓廣大勞動者在心理上接受現狀，甚至對這個剝削體制感恩戴德，最終徹底消解任何集體反抗的意願與可能。這不僅是一種學術上的怠惰，更是一種服務於統治階級的、精巧的意識形態共謀。 

二、戳破「美國夢」的歷史謊言：繁榮從非資本的恩賜 

　　資本主義最常見、也是最頑固的辯護理由，是它史無前例地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與社會繁榮。其支持者總熱衷於展示工業革命後GDP（國內生產毛額）一飛沖天的圖表，以此證明該體制的無上優越性。然而，沃爾夫對此提出了一種顛覆性的歷史詮釋，他斷言：過去兩百年間，西方勞動階級生活水平的任何一絲一毫的改善，從來都不是資本主義良心發現的「恩賜」，而是有組織的勞工階級（工會、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前仆後繼、浴血奮戰，從資本家手中「硬搶回來」的血淚成果。 

　　他以美國的「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制度為例。這項在今日看來天經地義、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的法案，從19世紀末的首次提出，到1938年羅斯福新政下的正式落實，每一步都遭到了資方聯盟與商業協會排山倒海般的反對與司法狙擊。他們惡毒地詛咒最低工資將「摧毀經濟」、「造成大規模失業」、「干預契約自由」。即便法案最終在強大的社會運動壓力下勉強通過，資產階級也透過其控制的兩黨政治，不斷削弱其真實價值。自2009年以來，美國聯邦最低工資便被凍結在時薪7.25美元的水平，在長達十五年的惡性通膨侵蝕下，其實際購買力早已大幅縮水，淪為一個笑話。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曾經極力反對八小時工作制、反對童工禁令、反對全民健保、反對公共教育的資本家及其代言人，如今卻搖身一變，將這些社會進步的歷史成果，堂而皇之地歸功於資本主義體制的「開明」與「活力」，並以此要求人民為之鼓掌喝采。這種將階級鬥爭的成果巧取豪奪、收割為自身功勞的歷史挪用與記憶篡改，正是意識形態霸權最極致、也最無恥的展現。沃爾夫的分析，等於是將這段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了回來。 

三、掙脫冷戰思維：「國家資本主義」的啟示 

　　在傳統的冷戰思維框架裡，世界被簡單粗暴地劃分為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私有制、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與「公有制、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沃爾夫以其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提醒我們這種二分法早已在現實中破產。他強調，無論是古羅馬的奴隸制莊園、中世紀的封建領地，還是現代的跨國企業，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換從來就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資本主義真正的定義性特徵，在於生產場域內部那種特定的「雇主—員工」的剝削關係。 

　　更有甚者，許多人至今仍錯誤地以為，「國家經營企業」就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詞。沃爾夫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觀點加以澄清：如果一個體制只是將無數個私人老闆，置換成一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國家官僚老闆，而生產關係中的剝削結構（即一小群人決定生產，並佔有大部分由他人創造的剩餘價值）沒有絲毫改變，那絕非對資本主義的超越，而僅僅是其一種特殊的變體——「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這個觀點極具現實啟發性。它不僅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前蘇聯模式失敗的歷史遺產，也為我們理解海峽對岸，在截然不同的歷史條件與文化背景下，同樣以「國家」力量和「資本」邏輯為核心驅動力的複雜發展路徑，提供了一種掙脫西方標籤的全新思考視角。當華盛頓及其附庸媒體，慣於用「民主 vs. 威權」這種過度簡化的政治標籤來劃分敵我、製造對立時，沃爾夫的分析引導我們從更根本的生產關係視角切入。如此一來，我們或許更能看清，不同的社會體制在應對全球資本瘋狂擴張的內在邏輯時，所面臨的某些共同挑戰，以及基於自身國情所採取的不同應對策略。這也讓我們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轉而進行更為細緻的結構性分析。 

四、帝國黃昏的瘋狂：川普關稅戰與絕望政治學 

　　沃爾夫在訪談中最震撼人心的論點，莫過於他對美國「帝國衰落」（Empire in Decline）的冷峻診斷。他毫不諱言地指出，自二戰後全面取代大英帝國、建立起全球金融、軍事與文化霸權的美利堅帝國，如今正無可避免地、且速度超乎想像地走向衰亡。然而，從華府的政治菁英到掌控輿論的主流媒體，整個國家都陷入了一種集體性的「否認」（denial）狀態，他們拒絕相信自己會重蹈歷史上所有帝國——從羅馬到大英——的覆轍。 

　　唐納・川普的崛起及其所代表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正是在這種深層的集體焦慮與身份認同危機之下，所催生出的一種病態反應。沃爾夫分析道，川普在任內發動的關稅戰、貿易戰等一系列看似瘋狂、不合常理的舉動，絕非出自經濟上的無知，而是一場經過精心算計的政治豪賭。這是一個衰落帝國的領導者，為了延續行將就木的霸權，向國內外的所有受眾，所進行的一場「硬漢姿態」的絕望展演。 

　　他透過將美國數十年積累的內部經濟困境——產業空洞化、債台高築、貧富差距懸殊——簡單粗暴地歸咎於幾個外部的「敵人」，包括佔了美國便宜的歐洲盟友、偷走美國工作的中國、以及暗中破壞的俄羅斯，並以懲罰這些「敵人」為名，來行鞏固自身政治權力之實。這背後運作的，是一種絕望的政治邏輯：在一個全面衰弱的體制內部，唯有不斷製造外部敵人，才能最大限度地轉移內部無法解決的階級矛盾，並以此向國內真正的統治階級（華爾街金融資本、軍工複合體）證明：「我，才是你們維持帝國利益、榨取全球剩餘價值的最後希望！」 

　　對於身處西太平洋圍堵第一線的台灣而言，深刻理解美國當前這種「絕望狀態下的非理性」至關重要。因為歷史一再證明，一個絕望的帝國，遠比一個自信的帝國，更加危險、更加殘酷，也更加不可預測。 

五、「移民牌」的惡毒：分化底層、鞏固統治的殘酷騙局 

　　與在外部瘋狂製造敵人相互呼應的，是在帝國國內無情地煽動內部仇恨。沃爾夫明確指出，將美國的經濟衰敗問題歸咎於移民，是「一場我們這個時代最殘酷的騙局」。他用最基礎的數據和常識便可戳破這個謊言：佔美國總人口極少數、絕大多數沒有投票權、且僅僅從事著最底層、最艱苦工作的無證移民，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成為動搖一個擁有3.3億人口、數十兆美元經濟體國本的元兇。 

　　那麼，真正的問題根源何在？沃爾夫的分析追溯至1970年代。從那時起，美國的資本家階級為了追逐更廉價的勞動力與更寬鬆的環保管制，開始將工廠與生產線進行大規模的海外轉移。這一波由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浪潮，直接導致了美國傳統工業區（即今日所謂的「鐵鏽帶」）的大量高薪、有工會保障的製造業崗位消失，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白人男性勞工陷入長期失業與絕望。 

　　右翼政治操作的天才之處，就在於他們成功地將這群失落的勞工心中積蓄的巨大憤怒，從真正的加害者——那些將他們的飯碗送往海外的資本家與全球化菁英——身上，巧妙地轉移到了其他同樣身處底層的受壓迫群體身上。他們透過福斯新聞等宣傳機器，日以繼夜地編造了這樣一套惡毒敘事：你之所以失業、貧窮、失去尊嚴，不是因為你的老闆為了利潤背叛了你，而是因為「黑人民權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拉丁裔移民的入侵」搶走了本該屬於你的位置。 

　　透過這種將階級問題置換為種族與性別問題的惡毒連結，資本的力量成功地分化、瓦解了最具威脅的勞動階級，讓失業的白人勞工去仇視黑人、讓男性勞工去敵視女性、讓本土出生的公民去憎恨移民，而完全忽略了他們本應團結起來，共同對抗那唯一的、真正的敵人。 

六、從華盛頓到台北：誰是帝國棋盤上的下一個犧牲品？ 

　　沃爾夫對於美國內部這套「分化與統治」（divide and rule）手法的精闢剖析，對任何一個台灣讀者而言，都應該感到不寒而慄、背脊發涼。因為這套劇本，正以驚人相似的邏輯與細節，血淋淋地在台灣海峽上演。 

　　一個日薄西山的帝國，為了維持其在印太地區的軍事與金融霸權，最符合其國家利益的策略，便是在此地製造一個能夠長期存在、烈度可控、且能牢牢掌握主導權的衝突熱點。透過將中國大陸全方位地形塑為一個迫在眉睫、意圖顛覆世界秩序的「威權威脅」，華盛頓不僅得以合理化其天文數字般的國防預算，鞏固其在日、韓、菲等國的軍事同盟，更重要的是，能將台灣一步步地推向「代理人戰爭」的血腥邊緣。 

　　正如美國右翼煽動「鐵鏽帶」的白人勞工去仇視無辜的拉丁裔移民，帝國在台的代理人與深受其資助的附庸媒體，也正不遺餘力地在台灣內部煽動對大陸的敵意、仇恨與恐懼。這種操作的政治效果顯而易見：它成功地將台灣民眾的注意力，從島內日益惡化、難以解決的階級矛盾——驚人的高房價、停滯的實質薪資、崩潰的社會福利、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巧妙地移開，轉而讓民眾去聚焦於一個被塑造出來的外部「敵人」，並將脫困的全部希望，都虛幻地寄託於那個遠在天邊、自身難保的帝國的所謂「庇護」。 

　　然而，沃爾夫的分析猶如一記警鐘，殘酷地提醒我們，帝國的承諾從來都不可信。當自身的核心利益需要時，它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棋盤上的任何一顆棋子。今日被美國政客與鷹派學者們吹捧為「民主燈塔」、「自由前線」的台灣，明日是否會重蹈覆轍，成為另一個「鐵鏽帶」白人勞工，或另一個被無情抹黑的拉丁裔移民，在帝國與其對手進行利益交換時，被冷酷地拋棄？ 

　　歷史的教訓殷鑑不遠。與其被動地在帝國的棋盤上任人擺布，隨時可能淪為大國博弈下的犧牲品，台灣人民是否應該有另一種想像與選擇？與其將自身的安全與未來，全盤寄託於一個內部撕裂、外部行為日益瘋狂的衰落帝國，命運相連的兩岸人民，是否更有理由、也更有智慧，去共同探索一條能夠繞開帝國所設下的戰爭陷阱、屬於我們自己的和平、融合與共同發展之路？ 

　　理查德・沃爾夫的警鐘，不僅為華盛頓而鳴，更為遠在太平洋彼岸、正處於歷史十字路口的我們，提供了最深切、也最急迫的警示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