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發動一場新冷戰：社會主義視角（三）

文／Vijay Prashad
John Ross (Luo Siyi)
John Bellamy Foster
Deborah Veneziale

美國的軍事行動及其面臨的限制

　　受到經濟地位下降和軍事優勢的合力推動，美國的軍事侵犯範圍在「內部」（國內）層面是沒有底限的。歷史表明，美國願意進行極端暴力的軍事侵犯，甚至不惜毀滅一整個國家。舉例而言，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將朝鮮所有城鎮幾乎摧毀殆盡，包括大約85%的建築。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轟炸規模更大，期間使用了爆炸裝置和化學武器，例如臭名昭著的橙劑，它會導致可怕的人體畸形。1964年到1973年8月15日，美國空軍在印度支那投下了超過600萬噸炸彈，而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飛機在東南亞又投彈150萬噸。邁克爾．克勞菲特（Micheal Clodfelter）在《空中力量的極限》（The Limits of Air Power）一書中指出：

　　投彈量遠超二戰和朝鮮戰爭的消耗。美國空軍在二戰和朝鮮戰爭中共消耗彈藥215萬噸，其中二戰歐洲戰區為161.3萬噸，太平洋戰區為53.7萬噸，朝鮮戰爭為45.4萬噸。7

　　愛德華．米格爾（Edward Miguel）、傑拉德．羅蘭（Gerard Roland）在對越南轟炸長期影響的研究中進一步闡述了同一觀點，指出：因此，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轟炸（按重量計）至少是二戰歐洲戰區和太平洋戰區轟炸總和的三倍，約為朝鮮戰爭轟炸總噸數的15倍。鑒於越南在戰前的人口約3200萬，美國在戰爭中投放的炸藥人均數百公斤。還有一組對比，在廣島和長崎投放的原子彈威力約相當於1.5萬噸和兩萬噸TNT炸藥。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轟炸量是廣島和長崎原子彈威力總和的100倍。8

　　在入侵伊拉克期間，美國曾使用貧化鈾等恐怖武器，意圖摧毀該國（實際上也做到了）。在美國發動襲擊多年後，貧化鈾仍是當地新生兒先天性缺陷的罪魁禍首。2011年，美國轟炸了利比亞，把這個曾是非洲人均收入靠前、福利完備的國家變成了一個部落衝突不斷、公開販賣奴隸的社會。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簡而言之，證據表明，美國並不準備收斂其罪行與暴行。如果美國想像可以通過發動核戰爭來消除中國的經濟挑戰，那麼沒有證據表明它不會出此下策。此外，雖然美國國內勢必有反戰運動，但其聲勢遠不足以阻止美國動用核武器的決定。美國的內部約束不足以阻止它對中國發動戰爭。

　　但是，如果美國的軍事侵犯沒有根本的內部約束，那麼一定有很大的外部約束。首先是其他國家擁有核武器。正因為如此，中國1964年第一次核彈試爆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國家的一項偉大成就。中國擁有核武器是對美國核攻擊的根本威懾。然而，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顯示出其克制和防禦性的軍事姿態。

　　一場涉及美、中、俄的全面核戰爭將是史無前例的軍事災難。這樣的戰爭至少將導致數億人喪生。毋庸置疑，必須阻止美國軍事侵犯升級，以防其發展到那種地步，但阻止成功的機會有多大？

　　美國二戰以來的總體政策趨勢呈現出一條清晰邏輯線。即當美國感覺自己處於強勢地位時，其政策比較有侵犯性；當它感覺地位弱化，就趨於緩和。最明顯的表現是在越南戰爭之前、期間和之後，但在其他時期也是如此。

　　二戰剛結束時，美國自認為、也確實是處於強勢地位，因此敢於對朝鮮發動戰爭。即使未能贏得這場戰爭，美國仍有足夠信心在1950年代和60年代試圖在外交上孤立中國，剝奪中國的聯合國席位，阻止直接外交關係等等。然而，美國因越南戰爭失敗而遭遇重大挫折，它無法擊敗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以及來自中蘇的大規模軍事支持。越戰失敗削弱了美國全球地位（甚至在1975年戰爭正式結束之前就開始了），美國因而傾向於採取較為緩和的政策。標誌性事件是1972年尼克森訪問北京，隨後中美建立全面外交關係。1972年之後不久，美國開啟了對蘇聯的緩和政策。然而，到了1980年代，美國從越戰的失敗中緩過來後，在當時的雷根總統的領導下又對蘇聯採取了更有進攻性的政策。

　　在2007/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同樣可以看到美國強時進攻、弱時求和的模式。這場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了沉重打擊，因此美國開始強調國際合作。彙聚了全球各大經濟體、代表三分之二人口的20國集團成立於1999年，但直到2007/08年經濟危機後才開始舉行年度會議。2009年，20國集團承諾成為推動國際經濟和金融合作的主要力量，美國在其中發揮著主要作用。尤其是，當美國感到實力受到削弱後，在這些領域對中國表現出了更加合作的態度。

　　當美國從國際金融危機中恢復元氣，對華姿態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最終導致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也就是說，一旦美國感到自己更強大，它就會變得咄咄逼人。

當今與二戰前的情況比較

　　談到歷史比較，我們可以把目前的形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時期進行對照。引發二戰的直接原因最早是日本軍國主義興起及1931年入侵中國東北，接著是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權。然而，儘管這些事件是不祥之兆，戰爭並非不可避免。1931年至1939年期間，同盟國國家未能抵禦住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德國納粹，導致一系列失敗和投降，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的第一輪勝利因而演變為一場世界大戰。

　　在19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沒有集中精力抗日，而是一心剿共。與此同時，美國沒能出面阻止日本，直到1941年珍珠港自己遭襲。在歐洲，儘管英法有權按照《凡爾賽條約》有權阻止納粹德國再次軍事化，但是它們卻沒這麼做。此外，1936年，它們沒有支持西班牙合法政府反對由希特勒支持、佛朗哥發動的法西斯政變和內戰。然後，它們又直接屈從了希特勒1938年臭名昭著的慕尼克條約，默認其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與標誌二戰序幕拉開的1931年似曾相識。儘管一場侵略性世界大戰在美國不可能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但在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和軍事機構中，確實是有一小撮目前仍屬邊緣人物者是支持開戰的。如果美國遭受政治失敗，它不會直接與中俄進行正面戰爭。儘管如此，像1931年日軍侵華和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後的那種中期危險確實是存在的。如在有限戰爭中獲勝，美國或將得寸進尺，挑起全球性軍事衝突。我們必須堅決鬥爭，防止全球衝突發生。這意味著，至關重要的是不能讓美國贏得眼前的衝突，例如它挑起的烏克蘭戰爭、利用台灣問題破壞一個中國政策的企圖，以及對許多國家發動的經濟戰。

反對美國軍事侵犯的主要力量

　　反對美國軍事侵犯的有兩股強大的力量。首先，最強大的力量就是中國，其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不僅能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至關重要，而且能使其軍事力量最終與美國並駕齊驅。這很可能是對美國軍事侵犯的終極威懾。第二股強大的力量是許多反對美國侵犯的國家，包括不少南方國家，代表了世界絕大多數人口的國家。他們的反對不僅是從道義出發，而且是出於自身直接利益。美國企圖利用軍事和政治手段挽回其經濟失敗的後果，就不免會做出傷害許多國家利益之舉。

　　這些做法的後果有很多例子，其中一個就是，美國挑起烏克蘭戰爭，導致世界糧食價格大幅上漲，因為俄烏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小麥、化肥出口國。此外，禁止華為參與5G發展，意味著跟隨美國禁令的各國居民要多繳納電信服務費。美國向德國施壓，迫使其購買美國液化天然氣以替代俄羅斯天然氣，此舉也導致德國能源價格升高。在拉丁美洲，美國企圖阻止各國推行獨立的國家政策。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提高了美國家庭的生活成本。其他國家的國民被迫為美國的黷武行為買單，對此類政策及其結果產生反抗是必然的。

　　中國自身的發展、美國政策有悖全球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實，這兩股力量相輔相成，構成了美國軍事侵犯的主要障礙。因此，將中國的發展與反抗美國打壓的國際力量結合起來，是全球大多數人的當務之急。雖然我們不在中國，無法完全理解中國領導人面臨的複雜情況，但可以說，他們肩負著重大責任，不僅要推動世界走向和平、促進地球可持續發展，而且要兌現革命的承諾，讓工農大眾為中國達到如今的國際地位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得到褒獎。

美國面臨的選擇

　　美國在喪失經濟優勢的同時轉而加緊軍事侵犯的過程已經啟動了。美國在烏克蘭直接脅迫擁有強大核武器的俄羅斯，核戰爭引爆的潛在風險變大了。美國同時還對德國等盟友極力施壓，迫使它們以損害自身利益為代價服從美國的政策。

　　然而，美國仍忌憚全面動用軍事力量，看來是在權衡軍事侵犯升級的收益和風險。儘管美國通過揚言將烏國納入北約、從而為其提供更多致命武器和情報，因而挑起了烏克蘭戰爭，但它還不敢在戰爭中直接投入兵力，這表明美國國家機器的頂層仍舉棋不定。

　　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中俄之間的關係，也使得烏克蘭戰爭的結果對全世界都至關重要。由於中俄友好的關係對美國的戰爭威脅構成了巨大的經濟和軍事障礙，美國政策的核心戰略目標是離間俄羅斯和中國。如能得逞，美國將更有能力利用軍事實力等手段各個擊破。

結論

　　美國將加緊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侵犯行動，不僅在經濟領域，還會直接、間接使用其軍事力量，只有在失敗時才會躊躇不前。我們當然要利用美國每一次尋求和解的機會，但必須明白，當美國在挫敗期間的策略是企圖重整旗鼓，以待發起新一輪的進攻政策。

　　要擊敗美國的侵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在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全面發展，這也符合其他受美國侵犯國家的利益。除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之外，阻礙美國侵犯的最重要力量是，世界上大多數人以及受美國政策連累的國家對於美國侵犯行為的反抗。美國直接和間接軍事侵犯的強度取決於美國在局部對抗中的失敗程度。越得手，它就越有侵犯性；越是被削弱，它就會越會求和。

　　因此，從短期看，烏克蘭戰爭的結果關乎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現實。儘管我們無法洞見美國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細節，但在其經濟疲軟和軍事優勢的共同作用下，其軍事侵犯在總體上顯然是升級的，除非遭遇重大挫折。_（待續）

⁷ Micheal Clodfelter quoted in Edward Miguel and Gerard Roland,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1), 2011: 1-15. https://eml.berkeley.edu/~groland/pubs/vietnam-bombs_19oct05.pdf.

⁸ Edward Miguel and Gerard Roland,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1), 2011: 1–15. https://eml.berkeley.edu/~groland/pubs/vietnam-bombs_19oct0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