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21世紀的反戰運動

（2004年1月23日） 

文／林書揚

　　首先，針對「戰爭」的一般性定義，做出數點說明。  

　　第一，戰爭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組織性暴力行為。是在一定的群體意志下，在群體的制度和資源的強制集中運作下，所進行的相互毀滅行為。這是在一般社會學的基礎槪念上所做的「戰爭」的初步界說。  

　　其次，「戰爭」是人類類性中的「動物性」的還原現象。根據人類進化史，「人」是處在最高發展階段的「自然物」，其基本屬性還是動物性。但「人」的發展型態是「社會性」的文明屬性。兩者（原基型態和發展型態）統一在文明時代的社會人性中，尙未被完全揚棄的動物性還潛存在生理、心理結構的基部中，即所謂的本能層次中。人的自衛本能在一定條件下外在化為「攻擊本能」，其集體現象便是最原始的戰爭。以上是戰爭在行為科學上的一般性論述起點。  

　　從蠻荒到文明初萌的歷史階段，同時也是從自然範疇到社會範疇的思想躍進——意識活動的一次重大質變的過程。但因為自然力和人力的巨大懸殊，生存條件極端惡劣的壓力下，進化論者所指的「種內競爭」不但未受揚棄，在初民社會中，幾乎和被稱為「最根源的歷史行為」的生產活動合二為一，密不可分。從最原始的採集經濟、漁獵經濟到農耕畜牧經濟，在集體勞動中、分配交換中、共同消費中，從不間斷的是各種個體矛盾、集團矛盾的形成和消失，再現和變則的過程。一個群體，是多數個體的物理的、有機的、心理的複合體。因而內部衝突的不斷的產生和不斷的解決，是群體的存在原理，也是自然律現象。人性中的社會自覺，不論在任何一個歷史上存在過的文明體系裡，最早規約化的是，防範自然律的必然現象——內部衝突，及完善道德律的必要條件——揚棄矛盾。  

　　然而人們不得不承認，從矛盾的形成到矛盾的解消，具體而言，主要是人際關係中的暴力現象。多數的內部衝突，以暴力的直接使用或以使用暴力為威嚇手段。而當整合關係、規約行為的社會機制失效時，最後的，唯一的裁決者，還是權威化的集體暴力。歷史地看，以暴力為種內競爭的直接手段，在封建中世以前比較突顯。以奴隸生產制為基礎的古代帝國，和以農奴生產制為基礎的封建王朝，其統治理論中的神權思想和王權思想，都不過是經過修飾的、榮耀化了的暴力論。有關暴力的歷史性雙面作用，正是馬克思所指「人類史前時期」的不可缺因素。政治性的且組織化的暴力，是「人類史前」階段的國家本質的一個環節。暴力摧毀反對者，消除不諧和者，但同時提供強制下的秩序，保證社會生活軌道包括有序的生產行為。這種雙面性，對歷史長流的大方向，是正是負如何判定？所謂的政治性的組織化暴力，也就是國家強權，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國權的掌握者是否代表社會整體的發展方向等等，成為問題的關鍵。（只是隨著社會組織的不斷分支化、細目化、層別化，對上述問題的追究有時候並不容易。）恩格斯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這一本小册子的文首，寫下了簡單但意義深長的幾句話：「現在讓我們把我們的理論應用於今天的德國歷史，應用於它的血和鐵的暴力實踐。從這裡，我們將會淸楚地看到，為甚麼血和鐵的政策暫時必然得到成功，為什麼它最終必然破產」。恩格斯說的是筆者在上面提到的「暴力的歷史性雙面作用」。暴力（這裡提的是制度化暴力——戰爭）的一時成功，是因為它提供了秩序和軌道；然而它的最終破產，是因為它一時毀滅了反對者，但那反對者中有代表未來者。  

　　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白指出「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便是階級社會。也就是因為各階段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辯證關係，由發育到受抑到突破的互動過程，引導出政治上的各種階級衝突過程。而所謂「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個對抗關係的解決即是暴力革命。這不是「理念」，而是經歷了每個歷史時期的歷史現實。馬克思說「暴力是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婦」，意義在此。革命暴力與反革命暴力的激衝難於避免，因為雙方的目標，是爭奪唯一能把生產關係法制化的國家政權。  

　　有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也就是它的內在衝突性的特質，正是馬恩等先覺者畢生硏究的中心課題。而他們的時代正處於歐美等地產業革命後的政治革命時期。客觀形勢上，是新型生產關係的代表者資產階級，或有計劃或在自然趨勢下，與生產關係中的另一受壓者城市勞工階級，形成有限聯盟，向封建保守的王權進攻。資產階級引領政治革命，而勞工階級也自覺或尙未自覺地，一方面投入政治革命，一方面準備著積累著「社會革命」的歷史條件。而在此形勢下，俾士麥「鐵血政策的暴力實踐」（恩格斯言），和巴黎公社的抗德人民武力明顯地表現出前者代表反動的暴力，後者代表革命的暴力。馬克思在1870年普法戰爭的前夕，曾經發出反戰號召，警吿人民不要受到反動政府的虛偽的愛國主義宣傳。然第一國際的法國支部在法國政府開始準修投降式的休戰協議時，卻發表「反對投降．徹底抗戰」的號召。  

　　如衆所周知，十九世紀後葉是民族主義國民國家的形成期。在政治型態上少數立憲君主國逐漸過渡到共和政體。經濟基礎結構是資本主義產業資本的積蓄集中到金融資本市場的獨佔趨勢，和歐洲幾個國家在經營海外殖民地方面的競爭。二十世紀開幕前後，軍力雄厚的國家進入了所謂的帝國主義階段。有關帝國主義的本質和歷史的形成過程，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論」中有全面深入的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部侵佔性，使生產關係中的生產手段擁有者得以佔有剩餘勞動，使他的佔有累積集中膨脹到獨佔，而終致結合國權，以軍事手段外擴、侵略、掠奪，且加以國家制度化、政治體系化。至帝國主義階段，暴力不再是自衛本能外在化為攻擊本能，不再是矛盾的解決方式，而是冷血的籌謀，冷酷的算計，追求超越國權空間的經濟版圖，亦即，越境的資本運動以武力為後盾，實現所需生產要素的有效組合，收奪高利潤。這中間，在多項有關的環節中佔關鍵位置者首推軍事力。因而帝國主義者在戰爭工具的投資硏發生產向來不遺餘力。高效能武器，摧毀力極限化的努力從未停斷。武器、工具的進步，同時促使戰爭型態改變，對全體社會生活領域的影響亦嚴重化。廣大人民開始直接間接地體驗到戰爭危機的經常壓力，紛爭區域住民的災禍也漸有長期化甚至常態化的形態。  

　　根據近世戰爭史家的論述，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降，主要在歐陸上發生的戰爭，顯露出三次轉換期。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構造演進下，在國權的階級屬性規範下，行政技術和生產技術的進步如何推展戰爭的時代特色。  

　　第一次轉換現象出現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包括拿破崙戰爭在內的大小戰役。那是歐陸第一次脫離封建年代諸候兵團之間的私戰性格的戰爭。法國大革命的強烈政治要因，取代了傳統王朝之間出於歷史恩怨或領地爭奪等各種動機。法國軍隊不僅宣達革命口號，同時還擁有徵兵制下的國民兵兵源。新的兵制，新的隊伍編制，新的戰法等所具有的進步性質，其實也是上昇中的資產階級對封建舊體制的實用主義革新性的表現。在此期間，新興的勞工運動團體對勞工以國民一分子被迫承擔「血稅」一事，從「國家是剝削者的壓迫工具」的認識立場是表示反對的。但對幾次的解放戰爭、自衛戰爭是積極肯定的。（請參看馬恩多篇的戰爭評論）  

　　第二次轉換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制度與社會構造之間的正負面互動上，提供了不少啓示。它首次突顯出參戰國家的工業力量和國民動員效率的重要性。因為該次大戰是帝國列強之間的爭霸戰爭，雙方的國力、體制都沒有太大差距。雖然在開戰之始，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經說過這是專制與民主之戰，刻意指出德奧比英法在代議制方面的後進性，但不過是宣傳戰中的口號而已。雙方的戰時內閣都以獨佔資本集團對戰時經濟的配合支援為要件。雙方都有「總體戰」、「總力戰」的新槪念。「國民總動員」的政府號召下，勞工階級剝削率被提高，被迫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戰場上出現多種新武器，死傷率上昇，兵員補充使得農村人口大量被徵，農村發生飢荒，農民逃亡的情況續出，有的參戰國（如俄國）國內情勢的緊張甚至超過膠著化了的前線戰場。出現國際戰爭內戰化，內部鬥爭國際化的轉化現象。如列寧所指，階級內戰的思想戰線延伸到國家軍隊，內戰戰場出現非正規軍的人民別動隊戰法等。把帝國主義國際戰爭轉化為人民自求解放的階級內戰，其結果便是1917年俄國革命，列強的軍事介入，1919年第三國際的成立，柏林革命，波蘭戰爭，匈牙利革命內戰等。此一時期，以革命武力終止帝國主義戰爭，亦即，反帝反戰成為歐洲人民陣線運動的基本訴求。而亞、非、拉地區，也點燃了反帝反殖民的人民解放運動。  

　　第三個轉換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5年出現的核武戰。戰場是日本本州島的廣島、長崎兩市。戰爭史上首次的核武戰只是一場空中投彈，時間不過瞬間，但其空前的毀滅效果，使得20世紀後葉的戰爭型態再一度產生新樣貌。在美、蘇兩強的核武恐佈平衡下，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爭利戰爭停息，在美國超強的軍武系統一元運作的「集體安全」制度下，與另一核武超強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峙，而非核的戰爭卻局地化在亞、非、拉第三世界中時斷時續。在這樣的基本情勢下，美、蘇兩超強卻在非核武器的硏發生產上不遺餘力。這是因為核武的空前的毀滅效果，同時也形成了使用上的自限條件。但美國為了維持經濟上、政治上的全球性支配地位，必須持續外擴征服的軍事計劃，或親自發動，或利用代理戰爭，來壓服各區域的人民反抗。於是在非核武器的精密，破壞力的極限化上，軍事工業集團的硏究從未間斷過。侵略軍隊以此對付主要屬於第三世界的人民抗爭，則戰場上的慘狀可想而知。下面引用「法蘭西戰爭硏究所」的報吿文獻中有關的部分：近代戰爭中的人員死傷總數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便顯著增加，但死亡總數中的軍、民比例，也同時突顯出，平民死亡數開始超過軍人，且比數愈來愈大。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民死亡比率是95 : 5，戰鬥人員的死亡數佔絕大多數，平民死亡才佔軍人死亡的19分之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比數改為52 : 48。平民死亡幾近一半。這是「總體戰」觀念中「破壞後方」的戰略比重增大，空軍力量增大的直接後果。到了1950年的韓戰，比例變為15 : 85，平民死亡將近6倍於軍人死亡，到了起自1954年的越戰，比例更變為5 : 95。平民死亡是軍人死亡的19倍。韓戰和越戰，具有幾個共同點：⑴侵入者主力是超強美國；⑵戰地不是「先進國家」境內，是尙未十分工業化的前殖民地；⑶戰地住民是黃種人。在如此條件下，侵入者除了政治、經濟方面的利害動機和意識型態因素外，人種歧視心理也可能難免。因為相信強者的自由才是人類文化的推手的超強美國的執政者，對落後地區的落後人民使用高效能的毀滅性武器，為了降低自軍的傷亡，可能較不心軟。以上幾點，在長達半個世紀的中東代理戰爭及幾次在亞、非、拉地區執行國際警察武力干涉時，特別在9．11事件後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更有赤裸裸的暴露。這種強弱懸殊的戰爭，尤其在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中，被欺凌的弱者往往走上以恐怖手段反擊的路，造成了跨世紀的悲劇性歷史懸案。更突顯出一種嚴重的文明危機。  

　　最後，再引用上提法蘭西戰爭硏究所的部分報吿，來瀏覽近代三個世紀以來的，也就是，資本主義從潛在到顯在的社會體制的發展過程中，人類所經歷過的，主要戰爭的一些統計。用意在於瞭解戰爭在社會中、歷史中佔有不可否認的位置和作用，其依據和參考的一端。  

　　自1740年的「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到1979年蘇聯阿富汗戰爭為止的239年中，在世界各地的重大武力衝突發生了377件。平均每二年發生3件戰爭。其中屬於國家之間的戰爭有159件（佔42%）。由內戰轉化成國際戰爭47件（12%），由國際戰爭轉化為內戰3件（約1%）。這種戰爭內外互轉現象在的第二次大戰後特別增多。內戰和革命的件數是才17件。內戰轉成外戰的半數，是由於大國的干涉。（以上法蘭西戰爭硏究所文獻，載於1994年版日本弘文社社會學事典。）  

　　我們知道統計所包括的時段中，發生過；⑴歐美產業革命的緩慢普及；⑵激烈度不盡相同的政治革命；⑶具體情況不一的社會革命；⑷第三世界的反帝民族、民主人民革命。除了⑴ 是不流血的技術大革新外，⑵⑶⑷三項都是流血鬥爭。239年間377件大小戰爭，除了極少數屬偶發因素外，都是資本主義在不同發展階段中，特有的階級矛盾所引發的武力衝突。  

　　資本主義的經濟剝削，需以政治統治加以維護，而資產階級統治的總體制，需以軍事力量加以保障。如此則戰爭，不論內戰或外戰，皆是一種結構嚴密的，在政府的政策表中必需賦給高度優先的國家制度。尤其是當前世界中唯一的單極超霸美國，其軍事費用已超越次級軍事大國英、法、德、日四國的軍事費的總和的兩倍。而美國獨佔資本集團的資產規模已經巨大化到以其中數家私產足以暫墊整個國家軍事預算的地步。1990年世界冷戰終結，「勝出」的資本帝國首強美國，掌握了全球化資本運動的大趨勢，開始建構單極霸權的國家行為學。這裡只論它的價値原則，是所謂強者的自由主義，亦稱為新自由主義。在其深層心理上，有人類原基型態的攻擊本能的釋放，在知性作業上，有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有尼采的超人哲學。國際上，利用9．11事件號召「反恐戰爭」，有效防止後冷戰時期可能發生的美國軍需產業的萎縮，繼續維持美國的戰鬥部隊散開在全球紛爭區域，美國的武器被分送到世界上所有騷動地區的大局面。內政方面，新自由主義迎合一般市民意識中「合理抑制公權力」的傳統心理，針對政府（其實是獨佔資本的保護機關）出於社會安全考量所採的某些經營權的限制措施，或對低收入勤勞大衆的某種平衡政策，或在國際社會中對開發中國家的某種保障條款之類的政策，認為那是對社會優質者的不當干涉。  

　　以上我們所強調的是，戰爭是制度所產生，也是制度本身。資本主義時代的戰爭，主要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本身。從全球範圍的時空背景來看，從資本主義的萌生到確立，發展到成熟到爛熟，雖然它的剝削方式還是經濟方式，卻以政治強制，甚至軍事支配做為必要條件。其間，就有戰爭，暴力的不可免的介入。21世紀的資本主義，由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現已登峰造極的美國所主控，而廣大的世界人民，則已變成普遍的受害者。美國的武力強大到可以隨心便宜行事，單邊主義可以不在意「意思交通」的初步文明行為。美國醉心於手中所握有的無比競爭力，逐漸變成精神自閉、行動外擴的歷史巨怪。那不是人種問題，而是一種制度在其身上得到快速發展的機會，而那個制度卻含有自毀的因子。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回憶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條陳。  

　　面對著全球化的戰爭威脅，人民的反戰運動也應該是全球化的。  

　　但反戰不能沒有對象，也不能只以眼前發生了的戰爭為對象。反戰也不能是無差別的，超越是非判別的。只要我們還處在階級時代，只要我們阻擋不了侵略戰爭，也就無法阻止自衛戰爭。在美國的經濟力量、政治力量、軍事力量獨步全球的今天，全球反戰人民應該以經濟上的反剝削，政治上的反壓迫，軍事上的反戰爭，做為共同反美目標，一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