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律師倡議尋找被以色列強迫失蹤的巴勒斯坦人

迄今為止，估計有數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迫失蹤，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目前下落不明

文／Mohamed Solaimane

　　一群巴勒斯坦律師在六月初發起一項倡議，追蹤並捍衛自戰爭開始以來估計有數千人被以色列從被圍困的沿海飛地強迫失蹤的人。 

　　該倡議創始人艾哈邁德．巴西烏尼（Ahmed Bassiouny）告訴《The New Arab》，自啟動以來，「自10月7日以來加薩地帶被綁架囚犯的法律代表」估計收到了1,500起案件。 

　　「透過登記連結，被綁架者的家人單獨辦理授權書手續，」來自加薩地帶北部賈巴利亞的巴西烏尼說。 

　　他補充說：「律師可以在短時間內了解失蹤者的命運和下落，但這取決於以色列當局的反應。」 

　　迄今為止，估計有數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迫失蹤，包括婦女和兒童，其家人仍下落不明。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在4月8日的報告中表示，在收到「家庭成員透過現有管道和其他緊急情況尋求查明親人命運和下落」的7,751份請求中，該委員會已幫助了1,720起案件。聲明稱，該組織還「與據報在加薩失蹤的7,088名巴勒斯坦人的5,541個家庭進行接觸，收集相關信息，幫助我們澄清他們親人的命運和下落」。 

　　11月，巴西烏尼15歲的侄子伊斯梅爾．阿爾塞菲（Ismail Al-Seefy）被以色列士兵逮捕並強迫失蹤，成為這數千人中的一員。巴西烏尼回憶說，在以色列對賈巴利亞反覆發動攻擊的過程中，數月以來試圖尋找阿爾塞菲的下落，但毫無結果。 

　　4月份，他終於離開了這片飽受戰爭蹂躪的飛地，他聯繫了來自卡塔爾的以色列北部拿撒勒的律師瑪拉．阿馬拉（Marah Amara），並向她提供了一份授權書。幾天後，他得知自己的侄子被關在米吉多監獄。 

　　他告訴《The New Arab》：「此時我才清楚地意識到，每一位失蹤者的個人授權書都是有效的。」他也試圖向其他家庭提供同樣的授權書。 

它是如何完成的 

　　巴西烏尼表示，「家人使用該表格為在加薩地帶被迫失蹤的家庭成員創建電子授權書和電子簽名，以便律師向以色列當局追究此案。」 

　　這些請求隨後由巴勒斯坦被佔領土的四名律師處理，其中包括阿馬拉、納迪亞．達卡和哈立德．馬哈尼亞，然後他們開始尋找失蹤者。 

　　巴西烏尼解釋說，這項舉措的必要性源於他認識到地方人權機構「未能履行其委託的任務，儘管有幾條路線可以查明被迫失蹤者的命運，但由於缺乏興趣或資金等原因，他們沒有遵循這些路線。」 

　　獨立、無黨派、非政府人權組織阿爾梅贊人權中心副主任薩米爾．扎克駁斥了當地組織對追查被迫失蹤者缺乏興趣的說法。 

　　「自戰爭開始以來，當地組織和聯合國機構已竭盡全力尋找失蹤人員。我們的報告是國際法院南非針對以色列案件的組成部分，」扎克強調並補充：「我們面對的是一支佔領軍，他們認為加薩人不是人類，並且拒絕提供有關被迫失蹤者的任何信息。」 

　　上個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一篇報導披露了他們在斯德泰曼非官方監獄中遭受虐待的細節，之後以色列對數千名加薩囚犯的非人道虐待事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以色列也有效地壓制了所有國際機構，沒有人願意對被迫失蹤的案件採取後續行動，」巴西烏尼告訴《The New Arab》。 

　　巴西烏尼指出，雖然該倡議試圖彌合當地機構留下的差距，但如果沒有這些機構的支持和可用資源，該倡議就無法解決許多障礙。 

　　「加薩有數千名被迫失蹤的人，但參與的律師人數有限，不超過四人，還有HaMoked和Adalah權利組織的支持。這數千人需要個人授權書才能找到他們。還有一個困難由於加薩通訊基礎設施薄弱和斷電，我們需要收集姓名並與被迫失蹤者的家人聯繫，」巴西烏尼說。 

　　《The New Arab》試圖聯繫參與該倡議的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律師，但由於此事的敏感性，他們拒絕發表評論。 

對於家庭的新管道

　　每當尼斯琳．多漢（Nisreen Dohan）想起她21歲的大兒子尤瑟夫（Youssef）可能會受到傷害時，她都會感到恐懼。自從去年11月以色列軍隊在汗尤尼斯西北部哈馬德鎮附近的軍事檢查站逮捕他以來，她缺乏任何關於他命運的官方資訊。 

　　這位悲傷的母親經常在手機上翻閱兒子的照片，兒子在加薩伊斯蘭大學學習電腦工程。她記得他在以色列軍隊毫無預警地襲擊他們的住宅區、迫使居民撤離之前的最後時刻。在撤離過程中，以色列軍隊逮捕了其中一些人，其中包括她的兒子。 

　　兒子失蹤後，多漢的丈夫向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其他當地組織登記了所有信息，包括他的年齡和身份證號碼，但沒有結果。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多漢和她的丈夫聯繫了可以提供有關他們兒子的信息的律師，巴西烏尼發起的倡議就是其中之一，試圖獲得有關他們兒子的任何信息，無論信息多麼微小。 

　　40歲的多漢每當聽說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監獄內被殺，但沒有公佈他們的名字時，她就會劇烈哭泣，這讓她更加擔心這可能是她的兒子。根據她從最近被釋放的人那裡聽到的說法，她確信巴勒斯坦被拘留者遭受了嚴重的酷刑。 

　　絕大多數被迫失蹤者包括法定年齡以下的兒童、18至35歲的年輕人和老年人。巴西烏尼說，他們大多數人是在分隔加薩走廊南北的以色列軍事檢查站被捕的，或者是在受困人員、醫務人員和拒絕離家者的收容中心的扣押期間被捕的。 

　　「我的兒子是巴勒斯坦平民，與任何政治活動沒有關係。被捕時他正通過檢查站，當時用推車推著無法行走的祖母。僅僅因未能提供有關他的任何信息就構成了真正的犯罪，也增加了我對他可能像其他被迫失蹤者一樣遭受廣泛酷刑的擔憂。」多漢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