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黨的反戰口號還是對的！

——答兩篇質疑文章

文／林書揚

（1991年元月）

　　自從勞動黨及其他幾個團體在AIT前面發動兩次抗議波斯灣戰爭的活動後，台灣的報刊也開始有了反響。其中，1月23日《聯合報》一篇署名景行的〈誰在那邊反戰〉，和《中時晩報》1月24日錢永祥氏的〈台灣的反戰聲音〉，雖然筆調不同，重點有異，但犯的是大致相同的誤解，顯有澄淸的必要。

　　首先，景行反問因何不反當年的「反攻」口號？不反大陸的「不排除以武力解放台灣」？不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們的答覆如下：景行先生想必是台灣當局不再喊反攻大陸的口號以後才來台或才成長的人物。不然怎會不知軍事戒嚴令下，反對反攻大陸是要殺頭的！不知而問，是無知；明知而故問，表示無聊。

　　關於大陸的不放棄武力政策，不能解成「武力解放台灣」。「反攻解救同胞」和「武力解放台灣」同是歷史上某一特定條件下兩岸對抗性口號，現已變成了檔案中的「史料」。如今重提，有何意義呢？再說所謂「不放棄武力」的前提是防範外力干犯，怎能和美國的強盜扮警察的行徑相提並論？景行此外還肯定「美國如解決波斯灣的政治危機，恢復全世界的經濟秩序，既符合國際道義，也滿足台灣利益」。其實，這樣的說辭正證明美國霸權已經主導了部份台灣知識人的思維了。「波斯灣的政治危機」正是美國等西方勢力種下的惡因。「全世界的經濟秩序」正是美國霸權下各國家各民族的折伏狀態。而說到「符合台灣利益」其「符合利益」者，只是少數在外力庇護下的特權分子。

　　至於說為何不反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我們在聲明中確實也「反」過。只是阿拉伯的地圖的確是西方侵略罪惡的結果，這種侵略還在繼續狀態中，我們反對伊拉克強行合併的做法，但並不將其視同一般的侵略行為。否則將把一件大是大非問題給看扁。因此我們認為阿拉伯世界的問題理應透過阿拉伯人自己解決。西方不但在道德上沒有資格擔當警察，實際上只有使事態更形惡化而已。

　　再說我們並非凡是反戰論者，正是現在戰火燒得正烈，戰爭的惡果快要波及到台灣民眾的生活了，我們才提出呼籲，如此而已。

　　至於錢氏那篇文章，既提疑問，又自設解答，不論問與答都顯得模糊，讀後只覺一片茫然。其實，強國人民中一向被當做工具的多數人反戰，無異也是對統治者暴政的應戰，而被侵略國人民的應戰何嘗不是為反戰而戰呢？強國國內有統治者被統治者之間的戰爭，弱國境內有侵略者被侵略者之間的戰爭，兩者形態有別，卻都是反戰，也都是應戰。不論強國弱國、被壓迫的人民都有反戰應戰的客觀需要，那是權利，也是義務。所謂的「美國自由派的反戰論述」，即使因為國情觀念、社會背景的差異而不盡相一致，那也無妨。只要他們反對當局和獨佔性媒體的戰爭政策和論調，我們都願意一起喊反戰。這和我們有沒有「超乎美國世界觀」的「台灣觀點」一事無關。兩者之間，整體而言，應不是超越與否的關係。只要彼此言之有物，則美國事物與台灣事物之間本有共同法則，也有特殊規律，除了認識與表達方面容有水平高低之分外，不必在意誰超越了誰。

　　說到「人道主義的和平旗幟」，人道主義的目標尙未實現，因為向來的一些方法不管用。但方法不管用不意味著目標的無意義。「複誦列寧在將近八十年前提出的公式」錢氏好像以為那代表著不爭氣或迂腐。但如果他指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那實在離譜了。因為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包括正遭受戰火洗禮的中東人民不分阿拉伯、猶太，他們的痛苦正證明著列寧的話是實在的。八十年後的世界依然沒有脫出帝國主義的掠奪世紀。

　　最後，對於兩位作者，我們有意澄淸兩點。

　　第一：我們的反戰是和反帝、和平聯結在一起的。對於反侵略的自衛戰爭，我們永遠支持。

　　第二：在一個新殖民地畸型社會結構下的底層生活中，日常嚴酷的處境不容我們在運動中存有「幻想」成份，也不容有主觀投影式的情勢評估。

　　因此，對錢氏最後的一句「這些在台灣的現實處境裡是無法產生太大意義的」，我們不敢苟同。意義是包括客觀潛在的關連性和可能性，應不單指眼前的現象範圍。即使當前運動的音量小、形勢弱，只要直指眞實，意義之大還是超越它的。

　　以上做為反響的再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