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書展：取消巴勒斯坦作家頒獎典禮是長期政治曲折歷史的一部分

文／Claire Squires & Beth Driscoll

　　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uchmesse）是全球最大的出版業盛會，每年十月都會吸引數千名參展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場商業活動，專注於為即將上市的暢銷書、貿易權和討論行業發展製造轟動。另一方面，這是對書籍及其相關價值觀的公開慶祝。 

　　然而，在其成立75週年之際，法蘭克福的正常業務卻因受到建議不該為某本書慶祝而受到干擾。這本書是巴勒斯坦作家阿達尼亞．希卜利（Adania Shibli）的《小細節》（Minor Detail），書中虛構了1949 年一名巴勒斯坦貝都因女孩被以色列士兵強姦和謀殺的現實故事。 

　　Shibli是2023年LiBeraturpreis獎的得主，該獎項由德國文學協會Litprom頒發給來自南半球（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的女作家。然而，原定在Buchmesse舉行的頒獎典禮已被取消。 

　　Litprom在其聲明中將其決定基於以色列—加薩戰爭的背景： 

　　由於哈馬斯發動的戰爭，導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數百萬人遭受苦難，主辦單位 Litprom eV決定不舉辦頒獎典禮……Litprom正在為活動尋找合適的形式和場地。 

　　法蘭克福書展一直在極力與Litprom的取消保持距離。不過，Litprom的部分資金來自Buchmesse，其董事會主席是展會總監Juergen Boos。 

　　Boos也發表了一份聲明，表達了他們希望「讓猶太人和以色列的聲音在書展上尤其引人注目……法蘭克福書展完全聲援以色列這一邊」。 

　　Buchmesse 採取了政治立場。此後Boos可能又發表了另一份聲明，強調他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無辜人民的同情，但最初的聲明仍然完好無損。 

　　商業書展可能不會立即看起來是一個表明立場的場所，但正如我們在研究我們的書《法蘭克福書展和暢銷書商業》（2020年）時發現的那樣，該書展具有政治根源。 

國際商業、國際化論述？ 

　　現代博覽會的基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於對全球和諧的渴望而奠定的。它最初的所在地是聖保羅教堂，這是德國民主歷史上的重要場所。它是1848年第一個統一的德國議會所在地，也是法蘭克福戰時猛烈轟炸後重建的第一座建築。 

　　從1950年起，德國出版商和書商協會的和平獎一直在博覽會期間頒發。該獎項旨在展示該行業「致力於促進國家和文化之間的國際理解」。 

　　它是博覽會自身建設的工具之一，不僅是國際貿易的場所，也是國際化對話的場所。今年，該獎項授予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但博覽會的理想主義結構常常與其實際行動相矛盾。1968年，全球動盪引發了一系列抗議活動，包括巴黎五月騷亂。當年博覽會在行動上卻以大量警察駐守作為回應，該博覽會還被稱為「Polizeimesse」（警察博覽會）。 

　　1968年的緊張局勢集中在塞內加爾總統兼詩人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獲得和平獎。該獎項表明西德向非洲和前歐洲殖民地開放。然而，桑戈爾當年稍早猛烈鎮壓了達卡大學的學生起義，反對他們認為的新殖民主義和反民主政權。 

　　反過來，德國學生也發起抗議，聲援達卡的同儕。雖然桑戈爾獲得了該獎項，但人們記住的卻是針對該獎項的抗議活動。 

　　最近，將博覽會主賓國地位授予包括土耳其（2008年）和中國（2009年）在內的壓迫性政治國家已引起爭議。博覽會將文化與政權分離，或透過文化手段鼓勵民主的願望經常受到挑戰。 

　　2017年至2019年，我們在法蘭克福進行了實地考察。在此期間，極右翼政治重新抬頭，對博覽會的中立性提出了更多挑戰。 

　　2017年，一家極右派出版商的攤位爆發了一場鬥毆，這是該出版商的存在引發的一系列騷亂之一。展會的言論自由立場因此引發激烈爭論，展會通道再次由武裝警察巡邏。 

　　法蘭克福的政治曲折仍在繼續。有時它對衝突採取立場，有時它會透過援引人性等普遍價值觀來避免衝突。結果？關於書籍、作者和出版專業人士的人道主義義務的資訊非常複雜。 

法蘭克福的影子 

　　現在我們取消了Shibli的圖書頒獎典禮。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Shibli同意推遲，並取消她和她的德語翻譯之間的會談。 

　　Shibli的出版商和文學經紀人反對，說這不是事實（Litprom的聲明和《紐約時報》的文章後來得到更正），並表達了他們對取消的憤怒。 

　　許多作家、出版商、國家機構和組織隨後退出了博覽會，包括阿拉伯出版商協會、阿聯酋出版商協會、印尼出版商協會和女性出版領袖團體PublisHer。 

　　這次取消也受到了捍衛作家言論自由的全球組織國際筆會的譴責。超過600名作家、出版商和學者簽署了一封公開信。 

　　以我們在法蘭克福的觀察，包括2017年的暴力事件和博覽會的矛盾立場的啟發，我們透過寫一部有意模仿的「虛構批評」作品來擴展我們的研究。它質疑出版業隱密的、未解決的政治衝動。 

　　諷刺的觀察，以虛構的方式呈現，有助於我們理解法蘭克福的妥協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明了一個試圖接管法蘭克福的新納粹組織，以及一個處於非常妥協地位的負責知識自由的副總統。 

　　書籍是世界的一部分，作為文化，也是社會和政治行動。書籍文化和出版業的參與者最好承認這一點。事實上，法蘭克福書展並沒有慶祝成立75週年，而是再次捲入了政治爭議。